肯尼斯.波梅兰兹去年出版的“大分岔:中国，欧洲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n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一书是西方史学界继弗兰克”白银资本“之后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部力作。鉴于该书论述相当复杂，本文不拟全面评价，而仅对其中心论点之一加以讨论。这一中心论点是波梅兰兹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论断。

  众所周知，弗兰克”白银资本“中译本问世后，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广泛兴趣，更进而引发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因此，从弗兰克对波梅兰兹的评价为切入口，也许能使我们很快抓住波梅兰兹论述的要点。

  我们从”白银资本“中译本第86页中读到:“肯尼斯.波梅兰兹值得特别注意，因为他是就我所知的唯一一位用全球视野考察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变革以及中国在其中的重要性的人。在我已经完成了本书，包括这一章的初稿后，他慷慨地向我提供了自己尚在酌定的手稿。在这部手稿中，他从技术，制度，经济和生态方面对欧洲和中国作了比较，肯定了中国对欧洲的优势。我在修改我的书稿时引用了其中一些观点。波梅兰兹和我都使用了比较的方法，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强调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世界背景之中来考察的重要性”。

  波梅兰兹真的与弗兰克“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吗？当然，在“把欧洲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世界背景之中来考察的重要性”这一最广泛的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两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我认为，波梅兰兹新书的引人如胜之处，恰恰在于他多处不同于弗兰克的论述。他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论断，我们可以从与弗兰克观点的对照中，得到理解。

  弗兰克抱怨说，欧洲中心主义者们否定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是欧洲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因素，理由是根据计量经济史学研究，这种以奴隶制为基础的贸易在18世纪晚期只占欧洲国民生产总值的2%。他认为，“对于这种坚持欧洲中心论的冥顽不化分子，无论……举出多少证据，也是白费口舌。”而波梅兰兹则基本接受了计量经济史学研究的成果，并做出他自己新的解释与回应。现在，我们就来考察波梅兰兹的论述。为此，我们首先需要回顾有关的理论背景，特别是围绕“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的争论。

  原始积累还是生态缓解

  “原始积累”是中国学界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熟知的概念。实际上，用海外贸易和殖民剥削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来解释英国劳动分工的发展乃至工业革命的起源，可上溯到亚当.斯密。1944年，来自英属加勒比海地区的学者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 后任独立后的特立尼达和多巴歌共和国总理)发表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该书依据当时所能运用的史料，首次系统地论述了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对英国工业革命所起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作用。威廉姆斯说，“在18世纪，利物浦的兴起来自于制造运载奴隶的船只，而曼彻斯特的兴起则来自于制造用于购买奴隶的棉纺织品”。他把殖民地贸易刻划为“三角贸易”，即英国提供制成品出口和船只，非洲提供奴隶，而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提供大宗作物(如糖)。他强调，“三角贸易对英国工业发展贡献巨大。这一贸易的利润滋润了英国整个生产体系。三个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威廉姆斯的第一个例子是18世纪末期英国建筑工业的大企业家Penrhyn爵士同时拥有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还是英国国内政治压力集团“西印度群岛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第二个例子是修建英国第一条铁路(连接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公司的主要董事股东4人中有3人和西印度群岛奴隶贸易有密切经济关系。他的第三个例子是修建“大西部铁路”的公司也和西印度群岛利益悠关。

  不难看出，威廉姆斯的论述主要是定性的。由于1940年代初期国民收入统计尚未定形(现行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法是凯恩斯的两位学生Richard Stone和James Meade于1940年代后期发明的)，威廉姆斯无法用宏观总量数据来证明英国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对英国工业革命所起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作用。

  自1970年代以来，Paul Bairoch， N. Craft 等学者计算出了奴隶贸易所获利润对英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如下表所示:

  年 | 占国民收入(%)| 占总投资(%)

  1688| 0.37 | 13

  1710| 0.19 | 4.8

  1730| 0.12 | 2.4

  1750| 0.42 | 6.9

  1770| 0.54 | 7.8

  显然，“资本的原始积累”对英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从数量上看是很小的。连当代马克思主义奴隶史专家，英国“新左翼”杂志编辑Robin Blackburn也认为，英国海外奴隶贸易利润对资本形成的贡献最多不会超过12%。

  针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学说的困境，波梅兰兹别辟新径，指出“生态缓解”(ecological relief) 而非原始积累，才是英国从海外奴隶贸易中获得的最大收益。

  “生态缓解”这一概念，在波梅兰茨的用法中，指的是英国从新大陆（美洲）获得大量“土地密集”（land intensive）的产品（如糖和棉花），从而缓解了英国自身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根据他估计，在1800年，英国人口从糖中摄入的卡路里，需要一百九十万英亩左右的英国土地方能提供。而英国事实上从加勒比海群岛殖民地进口食糖，从而大大节约勒英国的土地资源。更有甚者，在1815年，英国从美洲新大陆进口一亿磅棉花，这相当于节省了英国二十万英亩的土地（假定英国用大麻或亚麻来替代进口棉花）或九百万英亩土地（假定英国用羊毛来替代进口棉花）。(Pomeranz，op.cit，pp.274-276)

  波梅兰茨认为，英国从海外殖民地中得到的“生态缓解”，要比“原始积累”更为重要。因此，“原始积累”对英国工业化的资本形式的数量贡献不大的事实，并不能否定海外殖民地对英国工业化的关键作用。为了更充分地讨论这一点，波梅兰茨考察了技术革新对于英国以纺织业为先导的工业化的作用，发现在没有“生态缓解”的情况下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

  为什么呢？波梅兰茨强调，马尔萨斯的四项必需品－－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均要占用土地来生产。当纺织机械的革命新增加了对于棉花纤维的需求后，必相应减少了食品，燃料和建筑材料所能占用的土地（假定棉花由英国本土生产），从而提高了食品和燃料的价格。当食品和燃料的价格高于工资后（这的确在18世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发生了），纺织业的技术革新也无法使工业革命持续下去，(ibid，p.56)可见，孤立的技术革新无法形成持续的工业革命。美洲新大陆提供的“生态缓解”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因素。

  进口替代还是奴隶制

  波梅兰茨进一步考察了“生态缓解”的制度基础－－奴隶制。他注意到，中国江南也从东北等地输入粗棉，大豆等有“生态缓解”作用的产品，并对它们输出纺织品。但由于中国劳动制度不是奴隶制，东北等地在自身人口压力下可以进行进口替代，发展本地的纺织业。徐光启已经注意到江南纺织品对直隶的输出因后者的进口替代而减少。而美洲新大陆的棉花和糖的生产完全以奴隶制为基础，进口替代无从谈起，因而“核心”（英国）和“边缘”（美洲殖民地）的分工得以固定。一方面，英国需要棉花和糖的进口以缓解生态压力，另一方面，奴隶没有自给自足的生产，必需依靠进口英国的制成品。这也些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奴隶制（而不是农奴制）才成为美洲殖民地的制度形式－－因为在东欧农奴制下，农奴仍有一部分自给自足的生产，不完全依靠进口制成品。

  至此，我们看到，波梅兰茨关于生态缓解，奴隶制与英国工业革命内在联系的论述，比拂兰克深入有趣的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波梅兰茨的观点就一定是正确的。在我看来，他的观点未能回答下述两个关键问题。

  （1）英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是比“生态缓解”更重要的促进英国工业革命的因素？

  （2）英国军事力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制度基础的是什么？（他倾向于用天花等疾病被欧洲人带入美洲来解释美洲原住民的大部分灭亡）

  但无论如何，波梅兰茨的书，在今日史学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发挥了综合文献，提出大胆新设想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