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中国日报》11月11日言论版文章：上周的20国财政部长会议达成广泛共识，世界主要经济体需要将注意力从应对经济危机转移到维持稳定、平衡的经济增长上来。对中国而言，这一共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增长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增速从第二季度的7.9%提高到第三季度的8.9%。不仅如此，中国的预算赤字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为政府继续实施宽松信贷政策，落实经济刺激计划提供了充足空间。

但本周参加在诺丁汉大学宁波校区(University of Nottingham’s Ningbo campus)举行的全球化与经济政策中心论坛(Globalis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Centre forum)的各位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一场可能由中国引发的第二次金融危机。

我们面对的困难与转机并存。世界银行数据表明，中国政府今年宽松的信贷政策造就了创纪录的1.27万亿美元贷款。巨额流动资金为整个经济增长埋下隐患，催生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剧烈地震荡着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

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早已失控，均超过了除伦敦外，任何一座英国城市的房价水平。但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英国人的十分之一。

常识表明这种局面是难以为继的。考虑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中国房价不可能一直上涨。如果政府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时间过久，很可能引发通货膨胀，进而大幅提升贷款利率，普通中国公民将无力偿还房贷。经济增长的泡沫最终破裂，从而引发第二场全球金融危机。

尽管不断有旨在限制投资的政策出台，但政府依然难以控制诸如钢铁和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引发的投资热潮。

此外，有关人民币人为定价的争论由来已久。尽管经济危机初期一度转移了世界对该议题的注意，但随着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全球合作新时代的吁求日渐提高，有关人民币人为定价机制的争论又一次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议题。

近一年多以来，中国始终坚定地将人民币对美元比率固定在6.8比1。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将在短期内调整汇率。这引起一向关注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西方国家的不满。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对中国的首次正式访问议程中，必定涉及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问题。这并不奇怪。中国目前依然享受着巨大的贸易顺差。如果中国能够允许人民币升值，那么就可以为恢复全球贸易平衡做出巨大贡献。

但汇率机制变化必将引发出口行业的震荡。中国领导人对汇率机制市场化可能带来一系列后果的担忧不无道理。中国严重依赖出口，如果出口受挫，热钱涌入，必定加速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爆裂，而这是中国政府始终竭力避免出现的局面。

政府应当谨慎、分步调整人民币汇率，允许人民币每年升值两到三个百分点。这可以加速中国从严重依赖出口转向充分利用内需。执意保持当前的固定汇率只会阻碍中国经济自身的结构转型。

为了避免资产泡沫破裂，中国在采取行动时需要足够的远见，应当提防市场“绑架”政策。中国政府决定调整利率时，应当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一道协商，起草协同一致而又透明的相关政策，以确定何时调整利率才是最佳时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拖再拖，直到迫于市场压力，被迫做出调整。

要解决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困局，首先要禁止地方政府置百姓需要于不顾，以出售土地的方式提高地方财政收入，并刻意以高房价凸现地方经济繁荣。地方政府应当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提高低成本住房的供应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居住需求。

对于居住面积较大的高收入人群应当适当提高税收。所得税款可用来资助居住面积较小的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要。同理，政府对拥有私家车的人群也应当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大排量汽车的车主应当缴纳更高的税款，以此鼓励购买小排量汽车。

地方政府在选择投资及开发领域时应当更加慎重和明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和环境保护及技术领域有利于维持经济长期增长。例如，高速轨道系统建设回报明显。京沪高速铁路建成后，两地车程将减少至五小时，可以有效减少两地之间的班机数量。西部落后地区高速交通体系建设将会为促进国家平衡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不应再一味追求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而要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公平和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异上来，实现社会和国家的平衡有序发展，切实提高发展质量，端正发展观念。政府应当大力建设以省会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发展核心城市，诸如西安、成都、昆明等，以带动周围中小城市群的发展。这将为当地居民创造充足的就业机会，缓解全国范围内的民工潮，减少京沪等全国性大城市的人口及资源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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